新型城鎮化如何順應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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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張菀航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型城鎮化將會面對怎樣的挑戰和機遇?又會呈現何種新格局?在3月21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經濟峰會上,來自國內外政界、商界、學術界的數位代表圍繞城鎮化這一關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命題展開討論。
峰會期間的三場分組會——“大都市圈的發展與治理”“創新驅動的新型城鎮化”和“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主要影響因素”集中關注了相關議題。

經濟新常態下,城鎮化需要新模式

“中國是過去35年當中實現城鎮化的成功范例之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利亞說,從1980年至今,中國城鎮人口翻了兩番,達到7億,而在未來還會有更多人進入城鎮。這種快速的城鎮化一直支撐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讓數億人的生活變得更好。
古利亞認為,中國成功地避免了諸多正在進行或實現快速城鎮化的經濟體中看到的弊病,比如說貧民區的爆炸性增長。美國紐約大學教授保羅·羅默在發言中也引用數據闡明中國的城鎮化是成功的。
“但這一進程也并不完美,過快的城鎮化帶來了更多的不公平,同時也帶來了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古利亞指出。
OECD在為本次論壇提交的專題報告中指出,在過去數十年中,中國的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由四大要素驅動,即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對環境外部因素的低估和強勁的出口需求。“但在未來,這四個曾經驅動城鎮化的引擎都不再靠得住了。”古利亞說。OECD在報告中詳細分析了這種變化趨勢:一是廉價勞動力的時代正在加速結束,勞動力增長已經持平,中國正迅速走向老齡化;二是政府決心矯正長久以來扭曲城鎮土地市場的政策,因為其往往帶來低效、不公平甚至危害環境的結果;三是城鎮化的環境代價高昂且不斷攀升,尤其是空氣污染的經濟代價和健康代價,增加一些地區的耕地和供水壓力;四是即使全球增長步伐加快,出口需求也無法復制過去的經濟增長趨動模式,中國出口市場的拓展空間大大受限。
“今天中國需要一個新的城鎮化模式。”古利亞提出,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城鎮化也要進入一個新常態,相關政策要更好地反映這種換擋。中國于2014年3月通過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以明確未來城鎮化的發展路徑和目標,提出城鎮化必須進入以提升質量為主的轉型發展新階段。該規劃涉及了基于提高城鎮化質量的諸多細節,致力于“以人為本的城鎮化”。OECD曾發布報告為中國城鎮化發展提供相關建議,其中一個主要結論就是,城鎮化逐漸成為現實,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將越來越不依賴于城市規模的擴張,而更多地取決于城鎮化的規模和質量,城市功能運作是否合理和順當。
OECD在報告中判斷:“幸運的是,增長模式和城鎮化模式的雙重轉型具有驚人的連貫性。許多幫助中國建設更美好城市的政策也能助其向更可持續的、以效率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此外,宏觀經濟和經濟領域的結構性政策在極大地促進經濟轉型的同時,也要求在城鎮發展的諸多領域進行改革。”新常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城鎮化模式在改革過程中的互動,推進未來城鎮化路徑逐步適應新常態。

城市間競合激發城鎮化發展活力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保羅·羅默強調了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的角色和定位,認為政府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來保護公共空間,提供公共服務。他建議,城市間可通過競爭,使人口流動到管理更有序的城市中去,從而進入良性循環。
對于這一觀點,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進一步補充道:“城鎮化要真正開展,一定是各個城市要競爭人口。”他認為,中國的城鎮化,從嚴格意義上講還沒有完全展開,“我們的城市領導還在競爭投資”。大家應該意識到,人口上升以后,GDP和產業發展會提高,這個時候城鎮化的動力就會真正出現。
古利亞則提到,當前中國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較好的競爭氛圍,但地方政府間相互統籌協調的機制比較薄弱。他認為,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強在治理方面的統籌協調。尤其在城鎮化政策上,還沒有同城鎮化現實的發展步伐相一致,所以城鎮化政策需要迎頭趕上。
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院士徐匡迪認為,新時期城鎮化同過去30年的不同之處是,要發展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要注重城市群之間的分工、協同,要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融合發展。

要走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之路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介紹,十多年前,中國的城鎮化思路是重點發展小城鎮,“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和2014年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都確定要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本次論壇經濟峰會為此專設了“大都市圈的發展與治理”分組會。
曾在上海擔任過近十年副市長、市長職務的徐匡迪說,中國已經是大城市、特大城市最多的國家,從世界和中國城鎮化的經驗教訓來看,新型城鎮化必須嚴格控制特大城市的盲目擴張。
“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若干大城市,大都市圈是難以避免的。”他認為,中國的中小城市應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為新型城鎮化的重點;同時,中小城市的發展應圍繞著大城市展開。“中國新型城鎮化要考慮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區域合作,而不是單純地發展一個巨型城市。”
徐匡迪對京津冀協同發展寄以希望,“要建設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的城市群,而且要把這個區域建成整體協同發展的改革引領區,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還有生態修復和環境改善的示范區”。
區域協同發展是致力于緩解“大城市病”的實踐努力。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安順分享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做法和思考,他認為,應當從創新、市場、生態、民生四個方面著力來打造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共同體。
王安順介紹,北京作為全國的科技創新中心,正日益發揮輻射帶動作用,打通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通道,構建優勢互補、分工合理、有序協作的區域協同創新發展格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無障礙流動可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進資源要素在區域內實現最優配置,進而提升區域協同發展的活力。在區域生態建設方面,需標本兼治,區域統籌持續推進,下一步將聯合制定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中長期規劃,構建區域生態安全體系,繼續實施環首都國家工業體系建設等一系列區域生態建設工程,建立和完善區域生態補償機制等長效制度。
“讓京津冀三地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是推動協同發展的最終目標,只有不斷地增進人民的福祉,讓大家親身感受到協同發展的成果,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識,形成促進協同發展的強大合力。”王安順強調。
國務院參事仇保興也在發言中談到,應避免把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中國的城鎮化應該走一條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路子,當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改善小城市、小城鎮的人居環境,改善教育、醫療和環境衛生等情況。

環境友好型“綠技術”服務城鎮化

ABB集團總裁、首席執行官史畢福表示,城鎮化為人們帶來了諸多益處,也伴隨著巨大的挑戰,要用現在可獲得的技術來確保城鎮化是高質量且是可持續的。“要實現這一點,必須有技術的支撐,政策以及行為上的改變。”史畢福進一步解釋道,只有把這三個要素合理運用并有效平衡,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城鎮化模式。
他認為,技術是可持續城鎮化中一個最核心的環節,我們需要環境友好型的、節能的技術,同時也能保證個人高質量的生活。從政策角度來說,我們需要新型的城鎮化模式,實現更高的互聯互通和可持續性。在行為方面,要保證公眾能認識到正確行為會帶來益處,并且提供一定的激勵措施。“我認為,這需要胡蘿卜和大棒同時運用。”
仇保興提出了“綠技術”,希望用綠色的技術使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得更加順利、可持續。多家參會企業代表分享的相關技術創新實踐很好地回應了人們對“綠技術”的期待。
城鎮化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對城市基礎設施和交通領域提出了不小的挑戰。沃爾沃集團總裁、首席執行官歐羅夫·佩森指出,目前中國機動車滲透率與發達國家比相對較低,這其實給中國提供了獨特的機會,使中國城市能利用這樣一個空白打造出更加高效綠色,更加符合經濟效益的交通解決方案。沃爾沃集團正在致力于智能交通體系的規劃,目前已經開啟了城市巴士運輸服務的新模式,快速公交體系的設計等。英菲尼迪全球總裁羅蘭·克魯格也向參會者介紹了英菲尼迪在提供交通規劃服務方面的嘗試,他們積極開發自動駕駛技術應用于解決城市日益嚴重的擁堵問題,幫助駕駛員在擁堵的路況作出更好的應對方案,并盡可能減少排放。
創新驅動應避免走入單純執著于技術創新的誤區,仇保興強調了體制創新,“將傳統的城鎮化轉向新型城鎮化,首先是在體制上創新,然后輔之以技術。”他表示,技術是雙刃劍,如果某一項技術應用可能會對自然破壞更大,對能源需求更多,帶來潛在的安全威脅,或者很多人由于消費不起這種技術而造成更嚴重的社會不公正,我們就要小心地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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