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實質是制造業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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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球 王海成

20183月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宣稱要對世界多國特別是中國的對美貿易順差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2018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對中國500億美元產品施加25% 關稅(7 月6日生效),這標志著耗時多月的中美談判未能見效, 中美貿易戰很難避免。面對波云詭譎的貿易戰,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貿易戰實質是制造業之爭,要繼續將制造業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系統部署并采取針對性措施,著眼長遠,沉著應對,減少貿易戰對制造業發展的影響,促進中國制造業做大做強。

特朗普新政是美國長期戰略重大調整的產物

(一)特朗普政府面臨的不是短期經濟問題

美國每一屆政府的經濟政策都是在特定的經濟環境下服務于特定經濟訴求的產物,特朗普經濟政策也不例外。上世紀七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推動美國通貨膨脹率升高,同時生產成本上升, 美國通脹與失業率齊高,經濟出現歷史上罕見的滯脹現象。里根總統采用供給學派的主張,其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是解決困擾美國經濟的滯脹問題。奧巴馬上臺伊始,全球剛剛爆發從美國起源的經濟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較大沖擊, 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是應對危機,促進美國經濟盡快復蘇,所以奧巴馬出臺了《經濟復蘇與再投資法案》等政策措施。

與美國多位前任總統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面臨的國內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多項數據表明經濟穩定向好趨勢明顯,勞動力市場活躍,失業率不斷降低。目前, 美國產出缺口連續八年上升;據美聯儲預估,2018年二季度GDP增長高達5.3%,經濟基本面向好;非農新增就業穩定在15萬人以上,失業率自2009年以來逐漸降低,目前已至4.1%左右,勞動力市場已接近充分就業。綜上,特朗普政府面臨的經濟問題不是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也不是就業問題。此外,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也不是短期利益導向。中國對美出口貢獻最大的主要是外資企業,其中相當比例的是美資企業,且中國對美出口主要是完成產品的組裝,如蘋果手機,而這些產業環節也有很多是美跨國企業主導的全球分工網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貿易戰在短期將會直接抑制在中國美資企業的對美出口,也會對美跨國企業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產生沖擊。

(二)美長期經濟戰略的調整方向

美國是一個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國家,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 鼓勵競爭、無拘束的個人奮斗,講求效率,適者生存。這會帶來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不平等加劇。為彌補自由主義帶來的消極后果和社會矛盾,美國的改良主義會呼吁通過政府干預和福利政策來進行糾正, 但改良主義并不是對自由主義的否定,而是對自由主義的一種補充, 盡管兩者看起來是相互矛盾的。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就是在自由競爭與追求平等的“悖論”中擺動,在效率和平等上取得平衡。

特朗普上臺前的幾十年,美國憑借技術和美元優勢在全球建立了價值攫取模式。掌握核心技術的美國跨國企業通過全球化將制造環節外包給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美國跨國企業牢牢掌控全球價值鏈,獲取高附加值。隨著這種外包規模的擴大,發展中國家對美貿易順差逐漸擴大,并將貿易順差形成的外匯儲備以低利率借給美國, 而美國金融資本家運用借來的資本在全球進行投資,賺取高額利潤。但這種價值攫取模式僅僅惠澤美國的精英階層,卻給美國下等階層的就業、收入等帶來了不利影響,國內矛盾不斷積累。在這一模式下, 美國資源向研發設計、金融等方面傾斜,美國制造業在經濟全球化中加速向海外轉移。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從1980年的20.06%下降到2016年的11.71%。美國制造業增加值于2010年被中國超越,占全球比重從2000年的26.03% 降至2015年的17.62%。美國傳統制造業在全球化過程中不斷衰減,低技術制造業和產業中低端環節在全球化中轉移和外包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位于中西部“銹帶” (Rustbelt)地區低技能工人利益嚴重受損,美國收入差距拉大。數據顯示,1972-2013年,美國頂層10%的精英階層實際收入平均增長率為1.42%,而底層90%人群這一數據為負值。美國的改良主義漸漸開始占據上風,下層群眾要求改變這一現狀,拿回制造業帶來的就業機會。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圈外人”特朗普走上政治舞臺,寄希望于對美國一貫政策進行糾偏,重振美國制造業。

與此同時,在金融危機后, 美國的精英階層也開始反思美國多年的去工業化問題。硅谷精英逐漸認識到持續的去工業化會侵蝕美國的創新能力,降低美國的產業競爭力。一國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源于其創新能力,研發投入是一國提升創新能力的重要保障,而長期以來,制造業在研發投入上始終獨占鰲頭。美國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占全部商業研發投入超過60%。更為重要的是,在創新鏈上,制造和研發很多時候相輔相成,在某些產業, 兩者更是密不可分,制造本身就是創新過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研發很難獨立于制造業存在,制造環節的向外轉移首先會引起產業鏈外移,最終也會導致創新鏈的遷移。哈佛商學院教授加里·皮薩諾和威利·史在《制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一書中指出,美國制造業的衰落會降低美國的創新能力,由于美國制造業的制造和研發長期分離,將制造外包和對本地投資的不足,導致了美國產業公地日漸侵蝕,產業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生態系統受到破壞,必須重振制造業。此外,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的發展引起硅谷精英警覺,中國通過勞動力成本低廉等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也逐漸開始向高技術制造業方向努力,未來將有可能與美國展開競爭,美國需要防患于未然。

美國華爾街精英也開始反思過去的金融攫取方式。他們認為,這一方式將不可避免地帶來美國制造業衰落,也將會帶來美國綜合國力的下降,會影響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這種金融攫取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這是因為支撐美元背后的是美國的軍事實力,是美國的產業競爭力,是美國在全球建立的國際經濟金融規則,而制造業的衰落將直接影響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白宮貿易委員會主席彼得·納瓦羅曾在《致命中國》中指出,制造業是美國的傳統和根本,制造業是美國二戰期間力克德日這兩個軍事大國的重要保障。

因此,特朗普上臺后推行的一系列重振制造業的經濟政策開始逐步得到下層群眾、硅谷和華爾街精英的認同,在美國兩黨和廣大國民中達成共識,這也標志著美國長期經濟戰略方向開始轉向。

美貿易戰的核心目標是重振制造業

(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是其制造業回流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經濟戰略的調整方向是遏止過去制造業一直下滑的趨勢,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是推動美國制造業回流,完善制造業生態。為實現這一目標,特朗普上任以來打出了一套組合拳。一是為本國制造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20182 12日,美國白宮發布1.5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旨在改善制造業的外部環境。二是降低制造業企業成本。201712月底,特朗普正式簽署《2017減稅與就業法案》, 使之成為法律,將降低美國制造業企業稅率。特朗普政府還撤銷《清潔能源計劃》,退出《巴黎協定》,促進能源獨立,將會大大降低制造業企業的能源成本。此外, 特朗普政府主張放松金融監管,大幅降低美國制造業企業的融資成本。三是通過貿易保護等方式吸引和推動新興國家制造業向美國轉移。美國稅改還降低控股海外公司海外利潤回國稅率,旨在吸引美國企業海外利潤回國投資。特朗普政府還頒布了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保護本國在全球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傳統產業,而通過貿易保護推動與其他國家的“公平”則有利于美國本土制造業拓展市場。

然而,特朗普重振制造業計劃難以改變美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江河日下。美國鋼鐵、紡織服裝等傳統制造業的成本主要來源于勞動力成本,而由于美國勞動力工資高企、工會組織議價等原因,美國這些傳統制造業在全球競爭中并不具有優勢,很難與勞動力相對低廉的新興國家相競爭。特別是,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持續去工業化,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工人技能退化, 產業工人斷層,若重拾這些產業, 則面臨著產業工人稀缺,工人培訓成本高昂的問題。而特朗普重振制造業計劃所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難以改變美國不斷高企的勞動力成本,甚至部分政策,如限制移民政策還會推高勞動力成本,削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競爭力,美國鋼鐵、紡織服裝等傳統制造業難以重塑昔日榮光。美國政府的歷史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里根政府為了振興經濟而打壓當時的“世界制造中心”日本,雖然促進了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但傳統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并沒有重新強大起來;奧巴馬政府推行“再工業化”,也未能遏止傳統制造業衰落,“鐵銹地帶” 仍然存在。

特朗普重振制造業計劃重點在于提升高技術產業的產業競爭力。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分工日益由跨國公司主導,產業供應鏈和價值鏈全球享有,產品內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美國高技術制造業中的中低端制造環節越來越多地外包到中國等新興國家,這導致美國高技術制造業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相關配套也逐漸向外轉移,風險投資資金和高端研發等也有向外轉移趨勢,美國高技術制造業的競爭力不斷削弱。面對這一困境,特朗普政府通過降稅、基礎設施建設、監管放松等手段降低企業成本,在一定時間內保持政策的持續性,美國能夠在制造業回流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持續推動高技術制造業中低端環節回流,促進高技術產業各環節集聚發展,重塑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業、生物醫藥等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支撐這一判斷的依據主要有:一是在高技術產業中,勞動力成本占企業總運營成本的比重相對較低,且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增加值第一大國家,當前的勞動力成本在不斷上升,人口紅利優勢不斷銳減,相對而言,美國勞動力成本的劣勢在弱化。此外,隨著機器人的生產成本不斷下降,全球范圍內的機器換人持續推進,美國勞動力成本的相對劣勢會進一步削減。二是3D打印等新一代技術催生產業個性化、小批量化生產, 會推動部分產業向最終市場轉移, 而美國具有全球獨一無二的市場優勢,一些依賴美國市場的高技術產業會向美國集聚。三是美國工業基礎雄厚,美國企業牢牢掌控著全球高技術產業的核心技術,基礎科學和技術創新優勢明顯,在國內制造業環境大幅改善和加征關稅的貿易背景下,會吸引大量高技術制造業企業向美國集聚。

( 二)美貿易戰是為打壓中國制造業,重塑全球制造業競爭格局

美國曾在歷史不同時期發動過規模較大的貿易戰。如1930年為應對大蕭條針對歐洲簽署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和兩次石油危機期間針對日本推出“301條款”。美國每一次貿易戰均是在美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的背景下發生的,寄希望通過貿易戰“轉嫁”美國經濟問題。但每一次美國加征關稅的措施,都引發了其他貿易伙伴的反制措施, 最終結果不僅沒有解決美國的經濟增長問題,反而將全球經濟拖入衰退,惡化美國的經濟生態。

在多次貿易戰鮮有成效的歷史教訓中,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不太可能是對歷史的簡單重復,其動機和目的具有深意。一是美國通過對全球制造業增加值最大的國家——中國發動貿易戰等針對性打擊,可以改變全球制造業企業的投資預期,通過中國制造業出口造成不確定性陰霾,降低在中國制造業企業投資收益預期,在完善本土制造業發展環境的配套政策下促進中國制造業企業向美國回流,重塑全球制造業格局。數據顯示,中國對美出口中外資企業占比將近一半, 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前十強企業均是外資企業,這也說明美貿易戰是為了推動國際產業資本從中國轉移至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二是貿易戰充滿了反復,依然給兩國談判留有余地,美國希望通過貿易戰打擊逼迫中國承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減少貿易赤字、擴大開放和放棄“中國制造2025”等產業政策以達到擴大美國制造業出口市場、維護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優勢地位、阻礙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目的,以長期保持和鞏固美國制造業優勢。

美貿易戰下對中國制造業的幾點擔憂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制造業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動力源泉,也是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優勢產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憑借勞動力成本低等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制造業快速做大,很多產業從無到有,部分產業從產業鏈中部向兩端延伸,全球價值鏈地位逐步攀升。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 有效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推動中國形成現代化產業體系。但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中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金融、研發設計等現代服務業在全球競爭中仍處于劣勢,相比而言,制造業仍是中國貿易順差的重要來源,是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優勢領域。在新時代推進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仍需大力發展制造業,繼續保持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優勢。

美國挑起的貿易戰直接打擊的是中國對美出口的貨物,且當前美國國內的重大戰略轉型也是針對制造業的,美貿易戰對中國制造業將造成較大影響。一是對美出口加征關稅,中國出口將放緩,降低經濟增速。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額5055 億美元,占總出口的22%左右,占GDP比重的4.19%。若對我國產品全部征收25%的關稅,假設美國對中國進口產品的消費彈性平均為1.5 左右,則會導致中國對美出口下降20%-30%,約占中國GDP1%。二是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將有較大損失。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中國引進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高新技術進行產業創新的難度加大。同時,如果國內制造業不能在世界發達經濟體標桿的美國市場獲得認可,其影響力和競爭力大大削弱,不利于中國制造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得提升。三是美對我貿易戰可能會建立國際同盟,部分發達國家為了獲得美國支持,也可能會同樣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征關稅,這將進一步壓縮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發展空間。如,美國重返TPP,同時和歐洲搞TIPP,然后架空WTO,發動更多國家對中國加征高關稅。若美國與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組成國際同盟,同時對中國出口加征25%的關稅,則會導致中國出口下降2500億美元,約占中國GDP2%。四是中國出口關稅普遍提升,可能帶來中國制造業企業出口成本大幅增加,會出現一系列連鎖反應。在中國未來出口貿易形勢不太明朗的情況下,邊際成本的上升可能會改變企業的投資決策, 在美國制造業回流政策的吸引下, 中國大批出口加工貿易企業可能會考慮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或回遷歐美,降低中國產業配套優勢,破壞中國制造業生態,中國產業空心化風險加劇。五是若中美雙方對貿易戰管控不當,中美貿易脫鉤可能性增大,兩國之間的貿易交流取消, 將給中國制造業開放發展帶來重大打擊,在全球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革中失去與全球創新強國的交流,給中國技術升級帶來嚴峻挑戰。

展望與對策建議

當前,美貿易戰還處于可控的范圍。但若進一步升級,可能給中國制造業帶來增長放緩、技術升級困難、投資下降和產業轉移等不利影響。應對美貿易戰要緊緊圍繞壯大制造業,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培育和完善制造業的發展環境,提升對外資企業的包容性,推動中國制造業做大做強。

(一)深化國內改革,苦練內功,做好自己的事情

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促進經濟內生增長,培育有利于制造業創新發展的土壤。加快推動要素市場體制改革,推動金融向民營企業開放,促進金融企業公平競爭。完善信用體系,通過增信解決“融資難”問題,鼓勵銀行設立為小微企業服務的專營機構,為小微企業“量身定制”融資產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推動平臺經濟、共享經濟規制在壟斷、安全、秩序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減少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對制造業企業的買方壟斷,減少產業鏈后端對制造業的侵蝕,維護制造業公平競爭發展環境。加快全面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清理取消不必要的生產和服務許可證。

(二)維護現行國際貿易規則,擴大與其他發達國家貿易交流

面對全球化的反復、退潮、停滯乃至逆轉,作為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產業發展受益良多的中國,應該在國際事務和對外政策中,高舉全球化的大旗,維護現行國際貿易規則,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堅持在WTO 平臺解決貿易爭端問題,防止世界經濟陷入貿易保護主義。在現行國際貿易規則的框架下,面對美國推動對歐盟、英國等國家和地區實施貿易保護政策的新形勢,中國應主動抓住機會,以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的形式,推動實現締約國雙方貿易互通,擴大與歐盟、英國等貿易交流,促進中國與其他地區、國家間自貿協定的簽署,為中國制造業拓展市場空間。

(三)優化實體經濟經營環境,提升制造業投資質量

針對特朗普政府主張的促進制造業回流政策,中國要在優化實體經濟經營環境上下足功夫,通過吸引外來投資和留住本國投資,防止出現產業空心化和失業等風險。一是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高金融機構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降低企業的財務成本。進一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大刀闊斧推動商事制度改革,取消檢驗、檢測、認證以及各類收費事項。二是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清理和取消對企業的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透明的稅負環境。適當降低“五險一金”繳費率,降低企業的生產經營負擔。三是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重點是打破電力、石油、銀行等壟斷企業的高利潤,向民間投資開放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對民營經濟一視同仁,鼓勵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四是要對國內民營企業減稅, 對民間資本外流增稅,通過稅收剪刀差留住本國投資。

(四)對美貿易戰反擊保持理性和克制, 謹防誤傷國內制造業

20183月以來,出于“以戰止戰”的考慮,中國已經展開了對美貿易戰的反擊。未來隨著美貿易戰的不斷升級,中國對美反擊也可能隨之升級。在反擊過程中,保持理性和克制,切忌誤傷國內制造業。一是對美加征關稅清單要避免提高原材料價格,提高中國制造業的生產成本,同時也要對進口高端設備加征關稅保持慎重,以免抑制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的發展。二是對美反擊范圍不宜擴大,特別是切忌將反擊波及美資企業,保護美資企業的合法權益,加大力度防范外資企業和工廠向海外轉移。三是要管控好對美反擊的力度,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繼續追求和平與發展、開放與共贏,切莫將中美貿易戰帶入貿易脫鉤甚至是經濟冷戰。(參考文獻略

作者單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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